正 文

2023年8月22日，深交所上市公司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纳思达”）就涉疆问题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及美国政府相关各方。根据纳思达致其客户告知函，其发起诉讼的原因是DHS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武断地将纳思达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FLPA”）实体清单（“涉疆实体清单”）。

作为中美贸易争端下又一受制裁的中国企业，纳思达直面美国制裁的维权方式值得引起进一步的深思和探讨。下文是对纳思达的本次诉讼的简要梳理和分析。

2021年12月23日，UFLPA由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禁止向美国进口在新疆生产或由涉疆实体清单上确定的实体生产的货物，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货物不是由所谓的强迫劳动生产的。

2022年6月21日，根据UFLPA的预定时间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关于“涉疆强迫劳动货物”的进口执法正式开始实施。CBP随即发布了配套的《防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制造的货物进口战略》。

2023年6月9日，DHS以纳思达涉嫌参与了中国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为由，在时隔一年发布首批涉疆实体清单后，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8家下属分公司列入该清单。

2023年8月22日，纳思达就其被列入涉疆实体清单事件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包括DHS、CBP、以及DHS主持的跨部门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FLETF”）。纳思达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撤销将其列入涉涉疆实体清单的决定，并禁止实施对其不利的进口推定；其同时提出临时禁令动议，申请法院尽快发布禁令，禁止执行该行政决定。

在被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8家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纳思达称，珠海优泰科技有限公司并非其关联公司。因此纳思达和其他7家子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向美利坚合众国、DHS、CBP、FLETF以及相关政府官员提起诉讼，以其列名决定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APA”）的合理决策规定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该列明决定。

纳思达的主要观点：

• 根据《美国法典》第5 编第704 条，将纳思达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列名决定”构成了“最终机构行为”，因为它“标志着机构决策过程的完成”，而且“该行为是确定了权利或义务的行为，或者是会将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

• 而根据相关判例，行政机构在做出相关列明决定时，有义务解释其为何如此做。这意味着行政机构必须对其推理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不能仅仅提供一个结论。

• APA第706条要求法院认定“武断的、反复无常的、滥用裁量权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行政机构行为、调查结果和结论为非法，并予以撤销。

• 根据相关判例，行政机构行动不得武断或反复无常的要求，其中包括行政机构需要对其决定提供充分的解释；当行政机构未能对其行动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时，它的行为就是非法的。

• 纳思达认为其被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列名决定是武断、反复无常的，因为FLETF 不仅没有为将原告列入涉疆实体清单提供充分的解释，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纳思达的诉讼请求：

• 宣布被告的列明决定因其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方式并没有为列名决定提供合理解释，而违反APA；

• 撤销FLETF 将其列入涉疆实体清单的决定，并发回FLETF由其采取符合APA和其他适用法律的合法和适当的进一步行动；

• 禁止DHS和CBP对其执行UFLPA的不利于进口的可反驳推定；

• 判给其律师费、专家证人费以及在本诉讼中产生的所有其他合理费用；

• 法院认为公正和适当的其他救济。

纳思达在提起诉讼的同时，也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要求暂缓执行列名决定，并阻止被告根据列名决定对原告货物的进口采取任何行动。

纳思达提出临时禁令动议申请的主要理由：

• 纳思达有可能胜诉

正如纳思达在起诉书中所述的理由，纳思达认为FLETF 决定将原告添加到涉疆实体名单中，但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理由，这构成了违反APA的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最终机构行为。因此，该列名决定应当被撤销。据此案情，纳思达认为其很有可能会胜诉。

• 纳思达已遭受并将持续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

由于FLETF的列名决定纳思达已遭受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害。这包括由于客户订单的取消所导致的收入下降，并且不能通过损害赔偿诉讼得到赔偿的经济损失。同时，这也阻碍了纳思达与美国新客户建立业务关系的可能性，造成了商业机会的丧失。更重要的是，该决定对纳思达的声誉和商誉造成了深远影响，即使在清洗罪名后，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最后，由于未遵守APA程序，无法保证FLETF的决定有合理的依据，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程序性损害。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展现出了纳思达所遭受的难以弥补巨大损害，并且揭示了紧急采取临时禁令救济的必要性。

• 权衡损害程度倾向于支持禁令救济

如前所述，纳思达已经因为列名决定而遭受了重大且无法弥补的损害。因为被告享有主权豁免权，所以由此导致的严重经济损失（包括丧失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不能得到赔偿。更为甚者，该决定还持续降低了纳思达在美国和全球的声誉。此外，纳思达还遭受了无法弥补的程序性损害。为了减轻这些持续的伤害，发布禁令是必要的。

相比之下，如果法院发布禁令，政府不会遭受任何类似的困难。尽管解释其列名决定的依据确实会增加政府的行政负担，但是APA已经规定了这种义务，如果政府遭受的任何损害都是因为未能遵守APA的结果，那么在权衡法的考虑中，原告明显处于有利地位。

• 临时禁令将促进公共利益

纳思达认为发布禁令阻止政府继续实施其在程序和实质上都存在缺陷的列名决定符合公众利益。简言之，根据相关判例，确保政府机构遵守法律，并统一、公平地解释和适用贸易法规，是符合公众利益的。FLETF以“相信我们”的不依据法律的方式来执行UFLPA，否定了该法案阻止强迫劳动和改善新疆地区条件的机制。临时禁令将有助于恢复该法案的威慑和激励作用。

在21世纪初的国际法律与经济舞台上，制裁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纷争的核心话题。其中美国多次利用其法律体系对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这样的制裁并非毫无反击，许多受制裁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法律武器回应。纳思达诉讼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这背后的动机和策略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公正程序的追求：纳思达由于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而受到美国的制裁，这对其国际声誉、经营和财务状况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鉴于公正程序是美国法律的核心原则，纳思达可能希望通过诉讼，向公众及国际社会强调其对了解与质疑FLETF列明决定背后的真实原因的权利。

• 寻求制裁背后的透明性：美国的制裁决策可能涉及众多非公开或机密信息。纳思达可能因为公开信息的匮乏而对自己的制裁状态及原因感到困惑。法律诉讼或许能迫使美国当局提供更详实的制裁原因。

• 对制裁依据的质疑：纳思达可能怀疑其被制裁的信息源头存在误差或过时。通过诉讼，该公司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平台，要求FLETF展示相关证据，并有机会在法庭上对其进行反驳。

• 企业声誉的保护：企业的声誉对于其经营至关重要。一旦公众知道某公司被制裁，可能会对其产生不信任。纳思达同时发起的临时禁令说明了公司对声誉损害的深切关注。这场诉讼可能是其尝试重塑声誉的手段。

• 推动制裁决策的透明度和问责：通过对涉疆实体清单的挑战，纳思达或许希望提高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决策透明度，并要求制裁机构对其决策进行问责。

综上所述，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不仅仅是对制裁直接影响的回应，更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法律挑战方面的策略转变和深度思考。

（本文仅供参考,据此交易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