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ichard Andres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战略全职教授。曾担任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司令部主任、空军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曾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各作战司令部和其他政府及私人组织领导战略发展团队。 

过去几十年来，大国竞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对工业资源的控制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关键，而今天，最重要的是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投资于三项关键的新信息技术——5G无线通信、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作为其信息战略的一部分，这些技术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对全球信息流的控制能力。中国有国家主导的优势，并且在更广泛领域有着超越美国的基础条件，美国只剩下一个很短的窗口期，可以在这三项关键新技术领域与中国进行竞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国竞争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地缘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从工业时代的工业技术主导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主导。美国企业已经迅速认识到这一变化并采取行动。今天，美国前三大IT公司的价值是美国前三大汽车制造商价值的70倍。仅苹果公司一家IT公司就可以用手头现金买下美国前五名的国防承包商。与美国私营企业一样，中国政府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并采取了行动。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的国防政策对全球竞争基础的变化反应迟钝。今天，美国的国防资源依然在流向工业时代的技术，美国国防战略仍然固守在打赢工业时代的战役上。 

我们认为，地缘政治力量的基础已经从工业产出转向信息控制。十多年来，这一变化一直向着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力量平衡发展。随着中国将国家资源投入关键的新兴技术——5G无线通信、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以加强对全球信息流的控制，这一变化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官方在纸面上认识到这个问题，但美国的国防政策仍然坚持冷战时期不切实际的幻想，错误地以为美国只要靠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就可最终战胜中国咄咄逼人的信息政策。

当前，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不再是物质资源，而是信息资源。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并采取行动。正如信息技术在过去十年颠覆了以实物为基础的企业相对价值一样，在未来十年中，信息技术将颠覆以实物为基础的大国政策和政治基础。美国只有一个很短的窗口期来掌握全球权力的新基础。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将资源重新优先用于关键技术领域，使其能够在未来增强实力并能够与中国进行竞争。

纵观历史，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利用各种权力工具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只是不同时期争夺的类型各不相同。在20世纪下半叶，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全球争夺地区控制权，以及哪些较弱的国家将由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管理。

今天地缘竞争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和中国，争论的问题集中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会被基于中国制度的国际秩序所取代。虽然美国在军事力量上仍占主导地位，但中国却利用信息化的力量积极行动。中国开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中发挥影响力。 

与过去一样，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取决于参与者能够在国外投射出多少经济和军事能力，而这些能力又是由每个时代的主导技术形成的。在15世纪到19世纪之间，经济和军事力量主要由远洋贸易和海上力量形成。在这一时期，最能控制世界海洋商业流动的国家可以掌握世界规则的制定权。在20世纪，最能驾驭工业的大国主导了全球政治，最能出动人力物力的国家往往制定了规则。而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键。在这个时代，最能控制世界信息流动的国家往往掌握规则制定权。

由于信息技术的动力和激励措施与传统工业力量不同，因此了解各国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塑造地缘政治，以及它们在未来十年内如何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将对我们有所助益。 

在上个世纪，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工业能力密切相关。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大国会努力加强国内的制造业基础，并经常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夺取其他国家的资源。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各国认为可以通过夺取领土来增强实力而引起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欧的国防政策大多基于对苏联入侵西欧以夺取工业资源的恐惧。 

为了对抗工业时代的敌国侵略动机，各国在冷战期间建立联盟以加强军事能力；它们扩大常规军事力量，并发展庞大的核力量。冷战结束时，地球被相互竞争的军事联盟，被基地、轰炸机和航空母舰所包围。美国和苏联拥有最大的工业能力，主导着地缘政治，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制定规则，并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世界政治。 

然而，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有迹象表明工业力量的地位开始被信息力量所取代。众所周知，苏联是最早认识到这一变化的国家之一。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苏联的分析家指出，虽然苏联可以生产比美国多得多的钢铁，动员比美国多得多的军队（钢铁和军队是两个传统的工业军事能力指标），但西方的信息经济使其能够克服工业劣势。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西方有能力利用苏联人的心理信息行动来煽动内部叛乱。 

苏联在进入信息时代后没多久就崩溃了。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在2000年初撰文，拿苏联的垮台为例谈到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作为反击，中国提出基于信息时代而非工业时代方法的国家战略。中国据此作出判断，在本世纪最有效获取地缘政治力量的途径将涉及信息技术，因此制定一个整体战略，寻求控制知识和信息的流动，而不是简单的原材料和工业产品。例如控制软件、海底电缆、芯片和电信等关键产业的产业政策，而不是仅仅控制领土。

事后看来，美国的战略家可能会把这种想法描述为在虚拟网络中包围世界，而不是试图与美国的基地、轰炸机和舰艇组成的实体直接竞争。新的信息时代方法并没有使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过时，就像核力量没有使工业技术变得无关紧要，或者铁路没有使海军变得无关紧要一样。相反，信息技术是在旧系统之上层层叠加的。这种总体理念注入了中国过去20年的地缘政治战略。 

为了从新兴技术中获得经济利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经将其领土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连接到了计算机网络，包括企业、关键基础设施和社交媒体网络。一旦连接，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可能被任何人利用或破坏。

二十年来，各国利用信息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试验已出现三种主要目标。第一类是经济目标。在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体中，财富是以实物资产产生和储存的，这种模式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中仍在延续。但发达国家企业越来越多地以非实物资产产生和储存财富。据估计，早在2010年，美国企业价值中约有80%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储存在容易被窃取的网络环境。

如今，这一比例肯定要高得多。除此之外，美国大量财富储存在国家资助的大学研究中，其中大部分也容易被盗。在工业时代，如果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国希望掠夺美国或欧洲最宝贵的资源，它就必须从实体上打败北约武装部队。但今天要想窃取西方的资产，只需侵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储存在计算机网络中的财富即可。

信息行动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涉及民用和军用关键基础设施。早在2010年，当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离心机中发现Stuxnet恶意软件时，世界各地的公司就意识到它们的硬件容易受到攻击。此外，数千家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发现它们的计算机被恶意软件感染。更多的公司得知，不明实体已经开发出访问其设备的方法。2015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告知参议院，个别国家已具备击溃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一方面，这种恶意软件可以用来导致单个民用或军用系统暂时停止运行；另一方面，它可以用来制造全国范围内长达数月的基础设施故障，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利用信息技术摧毁对手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方法不如使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可靠。然而，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优于工业时代的技术。首先，成本较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可投射力量所需的陆军、海军和空军需要花费数万亿美元，目前只有美国能完成。恶意软件成本较低，穷国也可以廉价投射。

其次，信息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可以在低强度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国家可能害怕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攻击美国，但它可能愿意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可能没有越过引起美国武力反击的门槛。因此，这种能力可以合理地用来胁迫或威慑美国。

信息技术运营的第三个目标涉及特定人群。近几十年来，企业已经获得了与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个人接触的机会，并开发了人工智能技术来操纵目标的购买行为。最近，各国也开始使用类似的方法来操纵特定人群的政治偏好。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人类很容易受到这些技术的影响。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技术作为一种针对西方民众的政治控制工具的长期效果如何，但俄罗斯在欧洲和北美的行动成功凸显了这些危险。

美国处于单极顶点、没有面对大国竞争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美国的对手正在积极开拓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和战略来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果美国希望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做法。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改变思维方式，明白必须像目前保护物理空间一样，捍卫虚拟财产和领土。

工业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美国接受现实的时候了。

来源：IPP评论（本文节译自美国国防大学2020年出版的新书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第六章。译：单铭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