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此项研究设想于2019年，旨在阐明脱钩对美国的代价。过去一年，形势的变化使分析变得复杂起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COVID-19爆发后有所加剧，引发了一场关于供应链回流和安全的更广泛辩论。

事实上，由于有许多变量在起作用，无法仅从经济方面就脱钩的代价给出准确答案。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拜登政府在权衡对华政策议程时应考虑的经济影响幅度和范围提供了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视角。该研究从两个角度强调了中美脱钩的潜在成本: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总代价，以及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四个领域的行业代价。

我们对与美国经济脱钩的总代价进行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在贸易渠道方面，如果25%的关税扩大到所有双边贸易，到2025年，美国每年将减少1900亿美元的GDP。考虑到美国失去市场准入，则风险甚至更高。

•在投资方面，如果脱钩导致一半的美国外国直接投资(FDI)股票在中国出售，美国投资者每年将损失25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模型指出，一次性GDP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FDI减少会增加成本，而流向其他国家可能会使美国的竞争对手受益。

•在人员流动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表明，中国旅游业和教育支出的减少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如果未来的人员流动比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减少一半，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每年将损失150亿至300亿美元。

•在思想交流方面，脱钩将削弱美国的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但在这方面很难量化。美国企业研发在国内而支持在中国的业务，将会减少与中国相关的研发支出。对美国的长期影响可能包括供应链转移远离美国，那么在美国的创新、吸引风险投资和全球创新竞争方面，将由其他国家填补这一缺口。  

从行业层面的代价来看，我们发现:

•对美国航空业来说，脱钩将意味着飞机销售减少，导致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相关公司收入下降，从而导致美国失业和研发支出减少，降低美国的竞争力。我们估计，美国飞机和商业航空服务完全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将给美国每年造成380亿至51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到2038年，损失的市场份额将累积到8750亿美元。

•对美国半导体行业来说，放弃中国市场意味着规模经济和研发支出的降低，在全球技术供应链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也会降低。脱钩将促使一些外国公司“去美国化”，并进一步刺激中国寻求自给自足。失去中国客户将导致美国半导体产业损失540亿至1240亿美元，危及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120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和13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对美国化工行业来说，脱钩意味着美国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减少，中国和其他国家多元化采购，美国供应商失去竞争力，降低研发支出。这一下降将抵消美国因原料成本降低而获得的新竞争优势。仅从征收关税一项计算，潜在代价就从102亿美元的美国工资收入和产出削减、2.6万个就业岗位减少，增加到超过38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和近10万个就业岗位减少。

•对美国医疗器械行业来说，脱钩意味着将增加供应链回流的成本，并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和中间产品，以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报复。在中国放弃的市场份额将归竞争对手所有，这将扩大他们的规模经济，并为他们提供未来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收入。在中国，收入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都在推动医疗设备的需求。美国损失的市场份额价值236亿美元，十年来损失的收入超过4790亿美元。

中美脱钩的总代价

将两个巨大的经济体分开将是昂贵的。中国GDO达到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COVID-19爆发之前，美国GDP超过21万亿美元。2018年，在全面实施贸易战关税之前，美中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为7371亿美元，自1990年以来，双边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860亿美元（截至2020年6月），开展了20次研发合作。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和第五大移民来源地。2019年，中国对全球边际增长的贡献率为35%，几乎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总和的两倍。

放弃中国市场的成本是巨大的，从潜在收入的损失来看也是间接的，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公司继续参与，获得了中国在美国和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以美国为代价改善了其他公司的规模经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成本较高，以及用新网络取代中国供应链，都增加了成本。而这仅仅是起点：除了直接成本，还有二次长期成本。例如，由于美国竞争力下降，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信任减少，导致了效率的丧失。为了确定国家安全和经济福利之间的最佳平衡，了解这些成本是很重要的。

为了探讨脱钩的成本，我们分析了四个渠道：贸易、投资、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这不包括双边经济关系的所有方面。这些经济交流是复杂的，支持包括商业在内的大量活动，包括工作、研究和教育。在任何情况下，精确计算这些价值都是困难的。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几乎无法辨别特定脱钩的福利效应在其他干扰中的政策。因此，鉴于目前的挑战，本文探讨的美国代价是一个粗略的草图，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在缺乏复杂经济系统的情况下，成本是无形的或无法计算的，仅是通过模型进行定性研究。

美国在这四个渠道，每个方面和中国经济都有广泛的接触。图1-1总结了与2008年相比，2018年中国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显示了目前的水平和10年来的变化程度。有几件事值得注意：首先，这些渠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巨大，而对中国的出口则相对较少，双向服务贸易处于个位数水平(尽管美国出口增长迅速)。其次,两国间的学生和工作流动已经蓬勃发展,这与美国服务出口翻倍(如学生、游客)和中国公民在美国工作所做的贡献,这些交互仍远离潜在的高峰值。

图1 - 1:美中在四个渠道的参与占美国活动总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教育研究所、荣鼎集团(RHG)计算。（+研发支出为2009年和2017年。*显示美国在华出境活动占美国出境活动总额的比例，以及美国从中国入境的活动占美国入境活动总额的比例。中国不公布美国已签发的专业签证的数据。）

从这张基准图来看，传统的脱钩成本评估是基于过去的模式假设一个合理的增长率，然后预测脱钩导致的活动减少。但是，根据Covid-19之前的基准来推断未来不再合理。有关经济增长率、生产率，甚至对药品、口罩、呼吸机以及被认为在危机中必不可少的无数其他物品贸易的依赖，这些假设都已过时。传统用于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冲击的GTAP等模型，在疫情大流行前显示出其局限性；用昨日关于GDP增长和生产率的假设来校准它们(如有必要)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而聚合模型对于概念化解析的复杂效应和在四个渠道中获得影响的大小分析是最有用的。

贸易

2019年末，当我们开始将301条款25%的最高关税从许多产品永久扩大到所有产品时，被视为一种极端结果。到2020年秋季，美国在特定领域又出台了新的出口禁令，对中国大型企业施加更多贸易限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其中许多限制都与军民融合和人权问题有关。

展望未来，“硬脱钩”可能意味着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脱钩行动远远没有达到完全脱钩所需要的广度和深度。鉴于目前的趋势，迫切需要进行更稳健的分析，以确定完全脱钩的经济成本，包括在部门层面。

现有的模式只探讨了一度被认为是极端的“硬脱钩”结果:将25%的301条款关税扩展到所有双边贸易。到2025年，这种冲击将导致美国年产出损失超过1900亿美元，到2030年，损失将超过2500亿美元。全面实施关税后，美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累计不足1万亿美元。然而，这些模型并没有探讨全面贸易脱钩的影响。贸易脱钩不仅意味着现在要放弃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是，还要在未来几年放弃市场准入(假设北京能够克服增长的阻力——这是巨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相对增长率，中国未来在全球边际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很可能比近年来的35%还要大。与此同时，美国的同盟竞争对手正准备获得市场份额以及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和竞争力。

投资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美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拥有重要的资产基础，累计达到2580亿美元。截至2020年6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交易如果考虑资本利得、应计商誉和再投资收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估计数字高达7640亿美元。在完全脱钩的情况下，无形的商誉价值不能带回，而实体资产将只能打折扣。“硬脱钩”的结果可能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下降了一半（与1949年完全脱钩时的完全抛售和减记相比）。一年后，如果美国在华累计外商直接投资2580亿美元同比减少50%，则意味着资本损失为美国投资者的年收入——约为250亿美元。经济分析局的另一种估计可能是估算数字的三倍。

这远不是故事的结局。研究显示，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和国内的资本支出存在一种关系。从历史上看，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工作的每一美元资本都会增加美国GDP的总和。如果这种关系在中国也适用(研究这一点是本报告所述行业深度调查的目的之一)，那么美国在华FDI减少50%(1,240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将减少四倍于此(5,000亿美元)。这两种成本——中国退出市场的直接利润损失和对国内产出的间接打击——都很重要，在硬脱钩的情况下，它们加在一起每年对美国的影响可能高达5500亿美元。

一方面，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因此(美国)枯竭的隐含代价更低。另一方面，中国公司一直愿意在其他投资者不愿投资的地方投资，比如“锈带”。另类投资者不太可能填补所有缺口，而且还会产生间接的连锁效应。中美“硬脱钩”将大幅削减中国对美投资，这也将促使第三国企业重新考虑对美投资计划。他们会担心在美国政策挑战和阻止来自中国的业务,如宝马和戴姆勒60%的汽车从美国运往中国生产，近年来两家公司正在考虑全球化生产。

在硬脱钩的情况下，组合投资流动也将受到限制。事实上，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温和的举措，比如白宫向政府养老金管理人员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在华投资。随着中国高利率吸引全球资金在停滞的市场中寻找收益，美国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将错过中国数万亿美元储蓄的中间环节，如果中国保持增长——美国储户将坐视中国带来的更高回报。中国经济增长投资行为中的“非国内偏好”（非国内投资部分），导致外国投资转移中国居民的证券投资从目前2%到10%（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7%）的股票和25%的债券（30%），将转化为2万亿美元的新中国投资组合外流。美国本来是这些资本重新配置的主要目的地，但它将流向伦敦、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如果脱钩继续进行，这些直接影响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美国作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中心地位受到质疑。

人员流动

脱钩可能会减少未来产业的人才储备，增加美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所面临的风险。甚至在COVID-19出现之前，双方的贸易战声明、调查、限制性政策，以及未来对往来的商业人员、学生和其他自然人采取积极限制措施的信号，已经使美国这一重要的经济渠道降温。把中国学生排除在高科技和尖端科学领域之外，将会耗尽美国大学的收入，并阻碍美国企业(包括那些希望在美国本土从事高新技术活动的企业)招聘人才。

表1-1显示了在大流行之前容易脱钩的人员流动的范围。人口流动的限制对美国近期最大的影响将发生在旅游业和教育领域。这些影响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减少，美国在这方面的顺差缩小。事实上，包括旅游和教育在内，这方面是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类别。近年来，这些方面的数字在2018年急剧增长，如果没有政治干扰，当然也没有COVID-19大流行，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尽管新冠病毒在2020年上半年大幅减少了活动，并将继续减少人员流动。

因此，在今天的美国，如果没有“硬脱钩”的前景，经济活动可能会在12到18个月后恢复到趋势水平。基于这一假设，我们使用2018年的数据为人员流动的“硬脱钩”情况制定了一个粗略的数据。

表1-1:2018年美国人口流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指标

资料来源:NAFSA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经济分析局、国家旅游局。

我们将重点放在两个主要的服务出口部门——教育和旅游——来估计近期的人员流动分离代价。2018-2019学年，国际学生(本科及以上)每年的平均支出为3.72万美元，包括学费和生活费。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人均消费为6,524美元(包括旅游收入和票价，不包括教育相关支出)，是所有赴美游客中最高的。继续上面的粗略分析，如果我们假设到目前为止受到威胁的限制得以实施，导致“硬脱钩”，那么可能有50%的中国学生和50%的游客将从美国转移。完全脱钩将意味着完全消除这些双边互动。在“硬脱钩”和“完全脱钩”两种情况下，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和国内国际支出每年分别减少150亿至300亿美元——如果这些情况没有被阻止，这些数字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2018年，旅游业增长了近15%，如果按这个速度增长，这些收入将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思想交流

在我们评估的四个方面，与中国的思想交流是最困难的，正如在自由化背景下分析技术交流的益处是非常的困难。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归因于人、资本和生产力的共同作用。人和资本可以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主要与社会对技术的创造和吸收有关。

中美在思想交流方面脱钩的成本将在短期和长期内显现。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2018年为5110亿美元（调整后中国为4520亿美元）。脱钩将削弱美国的竞争力：1）美国公司在美国的研发支出取决于其在中国的业务，2）中国在美国的研发，3）与中国相关的第三国公司在美国的创新支出。从概念上讲，美国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已经反映在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打击上。但是，在中国没有投资的美国公司也会投资研发相关的项目到中国，寻求出口机会。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中国在第三国公司的研发支出。

因此，“净”问题是，脱钩情景是否会产生新的激励措施，促使美国增加研发支出，超出削减的规模。国会、特朗普政府和拜登竞选团队都提出了巨额支出，用资金和政策来激励美国的研发和创新。为此,美国两党提出的芯片法案将提供高达230亿美元的潜在资金和先进半导体投资超过七年的税收抵免；总统拜登已经承诺3000亿美元新研发投入。如果这种规模的支持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国研发支出的净值能够稳定甚至增加。令人担忧的是，这需要两党持续的合作和艰难的选择。近年来，美国政府不得不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转移到农民和捕虾人身上，以弥补贸易脱钩带来的损失。重新规划华盛顿对创新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美国经济中的短期研发支出外，美国的创意和创新角色脱钩的长期影响将更加难以估计，以上每一个渠道都有重大的创新影响。鉴于技术密集型世界带来的风险迅速增加，即便是贸易脱钩最不具扩散性的情形，也可能继续撕裂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关系。在投资方面，美国风险资本集群的这个富饶、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金融温床，正承受着减少对中国开放的巨大压力。美国也在讨论对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科学教育项目进行全面限制，这肯定会减少美国高科技产业招聘人才的机会。最后，脱钩政策加上一些美国政客的保护主义言论，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创新者灯塔的“软实力”吸引力。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扣除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不过目前很难对其进行估值。

结论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硬脱钩”情景下美国的总代价进行核算，数额每年将达到数千亿美元，而全面脱钩情景的成本甚至会更高。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收益损失、出口市场萎缩、几十年来累积的资产冲销扰乱了美国的就业、投资，以及基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年度贸易和投资的预期:这些都是利害关系。

脱钩论的支持者对相关的高成本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他们认为，未能应对中国的狭隘认识，对经济造成的长期损害将更大，从而证明脱钩的代价是合理的。脱钩带来的国家安全利益也证明了这些代价是合理的。他们还认为，美国新的激励政策或志同道合的市场经济集团的替代活动，可以抵消或至少减轻与中国脱钩带来的损失。这些假设都是合理的，但没有一个得到可靠分析的支持。鉴于过去4年出现的脱钩立场对经济产生的巨大、长期影响，这样的经济影响评估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上述分析和观察，我们得出四项更重要的结论:

•首先，脱钩的代价非常巨大，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财政优先事项和广泛的规划。

•第二，经济影响评估是必要的，以告知脱钩政策决定，包括那些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决定，以便考虑它们创造的相对价值。

•第三，即便是基于客观成本效益分析的脱钩，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会减少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和增长。

•最后，鉴于这些挑战，必须与开放市场经济伙伴合作，尽最大可能使系统的不确定性，不会增加已经具有挑战性的美中局势的不确定性。

这些任务的艰巨性需要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和产品进行分析和排序。脱钩的高代价迫使我们必须要问，为了让代价更小、更便宜，可以把什么放在一边，或者除了脱钩之外，还有什么工具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简而言之，脱钩的高昂代价表明，部分的脱钩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为走出去智库摘译，仅供参考，内容以英文报告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