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观察 |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美国对华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走出去智库】
5月28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计划取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数千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特朗普总统讨论了该计划。路透社同日报道称，该计划的审议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美国当地时间5月22日推了新的实体清单，其中13家中国大学位列其中，这些基本都是理工科比较强的中国大学。这些措施表明美国不仅在实体经济方面在限制中国，而且在教育领域加强限制，其对华限制战略已全面展开。
美国对华战略有哪些变化？中国可采取哪些对策？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的分析，供关注中美科技竞争的读者参考。
要 点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美国战略界普遍强调，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即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临界点”，一旦崛起国的实力达到或超过这个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就会发生质变。
2、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绝非仅仅是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摩擦限制或改变中国经济以国企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更 为根本的目标。
3、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美国半导体公司施加广泛的单方面限制，以阻止它们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可能会事与愿违，并有可能危及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聚焦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认为中国具有了挑战美国的实力，且已经根本性地影响到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出现了所谓的战略临界点；另一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伴，即美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全面的共识；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的现实威胁，如何切实有效地遏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题中之义。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战略界逐渐形成一种关于战略临界点的共识。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国家实力和战略的转变已经突破了守成国的警戒线，中国已经完成了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塑造，正在向远海迈进。美国战略的转折点已经到来。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Henry Paulson) 提出：“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如果这一问题过去还是在量变的积累阶段，那么现在就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美国学者戴维·蓝普顿( David Lampton) 首次提出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这一概念，但没有明确地指出标志到达临界点的具体比例。2015年5月6日，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蓝普顿指出：“(美中)自2010年以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迫近。我们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他强调，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中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做对美国“主导权”(primacy) 的威胁。“大约2008年以来，一系列地区和全球的形势发展和突发事件为这类消极论调在两国社会的滋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香港事件、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形势发展、美国无力迅速自拔于中东中亚的泥潭，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走向的疑惑。”在21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综合影响下，美国觉得自己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世界唯一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地位带来的安全感正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却享受着加入WTO之后的高速增长，平稳地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临界点”，中国学者也有过讨论。张宇燕认为，挑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守成国2/3是双方关系质变的“临界点”。“2017 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质变期。这两个大国，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其力量对比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的GDP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2/3。我觉得2/3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临界点，我说的这个数据是以目前的市场汇率来计算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强国都会考虑他在世界上的一个地位。”冯维江将一些观点总结为“临界点之后发生质变”，他指出：“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霸权国实力某一比例的临界线之后，两者关系会发生质变，竞争的一面会压过合作的一面，走向破坏性对抗的风险急剧上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的GDP是20.5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3.6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上述分析，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中国的GDP已达到美国GDP的2/3，正好达到战略冲突加剧的临界点。
美国战略界普遍强调，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即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临界点”，一旦崛起国的实力达到或超过这个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就会发生质变。A．F．K．奥根斯基( A．F．K．Organski) 1958年在分析崛起国为何会发动战争时指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顶峰时能与霸权国大致相当，崛起国在无法保持力量继续增长以超越霸权国的情况下，会发动战争以谋求主导地位。”但是，奥根斯基没有明确提出“临界点”的概念。在奥根斯基和亚采克·库格勒( Jacek Kugler) 二人1980年的共同著作中，他们将实力达到霸权国经济总量80%的崛起国定义为挑战者，并将挑战者分为对现状满意的挑战者和不满现状的挑战者。前者例如欧盟，后者例如苏联和中国。他们还认为当主导国家及其联盟伙伴说服潜在的挑战者支持现状时，就可以实现稳定。与之相似，中国学者也将80%作为界定崛起国的标准。阎学通等将“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40% 之后，相对实力持续增长，进入体系大国前三位，期间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80%以上的时间持续至10年以上”视为崛起国的标准。罗纳德·唐门(Ronald Tammen) 在分析战争风险时也设置了相似比例，他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对比介于80%—120%之间时，战争风险最大。
需要看到，战略临界点概念的形成与提出不是一个突发的学术思潮，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是基于中美关系发展的较长历史时段和中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而形成的。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选项始终集中于战争、遏制、接触等方式，或者是这几种方式的组合，如战争威胁加遏制、遏制加接触、接触加改变等，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如果使用排除法，可以发现，美国对华战略的原有选择似乎均面临困境，美国对华战略可能出现新的替代性选择。
(一) 美国难以承受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后果
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自1500年以来，历史上16次权力转移中，12次是以大国之间的战争结束的。而当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他的这一结论已经不复成立。大国之间的战争只能意味着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因此，大国之间爆发体系性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冲突形势日益多样化，如贸易战、网络战、金融战将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这些形式的竞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目前，中美之间出现重大军事冲突的风险并未完全消除。一般而言，美国基本不会为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而战，但美国很有可能策动、间接支持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进行所谓的局部冲突。例如，在钓鱼岛问题和印巴问题上，中美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全面冲突的后果，所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也很低。
中国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慑止中美军事冲突的爆发。正因为如此，美国多数智库对美国政府的军事建议是限制。他们认为，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频率将会很高，但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很低。例如，美国智库建议，美国国务院定期向公众报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和强制( coercion) 活动，以阻碍中国扩大和巩固对水路及其上方空域的控制。这是一种随时可用且成本低廉的措施。美军可以利用全天候执勤的侦察机和定期“航行自由行动”，持续干扰和阻止中国的岛礁建设。
美国还强调充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在战略部署上，美国将把太平洋与印度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维护其在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上的主导权，对崛起的新兴大国进行战略牵制，而这种战略牵 制主要是针对中国。因此，美国国内有人主张在印太前沿地区适当增加部署具有象征意义的武器。
(二) 美国对华战略面临选择困境
美国的对华战略仍处于摇摆之中，尚未有定论。美国领导人现在面临抉择：究竟是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还是分道扬镳。选择前一条路，美国可能面临经济和安全威胁;选择后一条路，可能削弱双方经济，甚至有朝一日导致战争。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没有将中国作为敌手。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在报告中，中国被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专制的政权”。同时，报告一方面强调竞争，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合作。报告认为来自中俄两国的竞争并非总是意味着敌对，也并非一定会导致冲突，“基于这两个国家的意图并非是不变的，所以美国准备与两国开展跨区域合作以谋求共同的利益”。
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放弃之前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多数人认为，通过接触而改变中国、将中国拉入美国期望的轨道的企图显然已告失败，但是，一些人强调，需要继续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反对脱钩，全面脱钩是没有可能的。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意图也是难以实现的。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试图制造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从而限制中国获取新技术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特朗普希望拿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作为砝码，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华为不仅未向特朗普的要求让步，反而推出了自己的操作系统‘鸿蒙’，替代安卓系统，减少华为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但完全切断两国数十年的联系，切断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供应链必将导致混乱。”脱钩极有可能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对情绪，美国盟友也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追随美国，不会参与遏制中国的“竹幕”(Bamboo Curtain)。脱钩还会削弱美国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损害美国通过接触战略在核扩散、反恐、网络安全、高科技等领域已经取得的利益。但是，也有美国智库强调军事领域脱钩的必要性，以减少不必要的能力“外溢”。再有，即使是全面脱钩也很难限制中国，现在新兴国家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到70% ，而传统发达国家只占30%，出现了全面的逆转。中国等新兴国家即使中断与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可以自成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 美国对华战略有可能采取限制性竞争的方式
接触加改变的战略无效，战争、遏制、接触均不可行，而全面脱钩亦无可能。美国战略界尝试提出新的战略概念指导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进步中心的梅拉妮·哈特(Melanie Hart) 和凯利·玛格萨门( Kelly Magsamen)建议，美国对中国应当“限制、调动和竞争”，在不同的议题领域，美国对中国应当有不同的政策原则，并设计政策工具。尽管中美脱钩并不现实，但是美国需要控制或者管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减少因相互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美国虽然无法遏制中国，但必须平衡和限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崛起为亚洲最强国家的势头无法避免。美国要做的不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通过加强联盟体系、构建排除中国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推进建设有弹性的区域治理体系，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限制中国经济和军事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所造成的“威胁”。
综上，美国目前可行的战略可以被总结为限制性竞争。所谓限制性竞争，就是给中国的发展附加各类条件和限定，使得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被束缚，使得美国能够在竞争中继续发展不对称优势，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其他途径，继续在不合理的条件下与中国竞争，并最终打垮中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是通过经济方式实现的，结果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不再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显然是限制和打压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核心就是以各种方式限制对方发展，而使自身保持或谋取竞争优势。限制与遏制是有区别的，遏制是不接触的施压，而限制是接触或部分接触的施压，不是全面的脱钩。遏制有可能导致全面孤立或大范围孤立，而限制只能减少接触的强度，并不能导致孤立。美国希望通过施压和限制，陷中国于困境，压缩中国的战略选项，限制的目的是削弱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和速度。
也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 “新冷战”，美国应该运用“新冷战”战略来对付中国。然而所谓“新冷战”的实质也只能是限制中国。
所谓“新冷战”战略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打压中国。但这些做法只可能限制而不可能消灭竞争对手。保尔森提出“经济铁幕”之说，显然也是意在限制铁幕后面的经济发展。其二，在国际秩序层面，美国另起炉灶，对现有体制进行重塑或另起新的体制。制度性权力是零和的，也是排他的。重新制定规则，重建国际组织将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制度优势。例如，重新确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征关税等。体系和制度之争有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试图通过建立一些新的国际制度，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架空WTO，然后将中国排除在外，从而限制中国在体系内的高速发展。其三，“印太战略”也属于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性竞争战略。“印太战略”的实质 还是控制中国的石油运输线。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重点是重返东南亚，东南亚确实是中国对 外合作的重要区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能够影响中国对外部能源的获取。因此，“印太战略”就是美国拉拢印度一起阻止中国的西进战略。其四，加强人员交流的限制。暂停敏感领域的学术交流、军事对话等，科技等领域的限制会更加严格。美方建议孔子学院独立于美国的教育体系，收紧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签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强化了外商投资交易的审查。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显然是限制和打压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核心就是以各种方式限制对方发展，而使自身保持或谋取竞争优势。限制与遏制是有区别的，遏制是不接触的施压，而限制是接触或部分接触的施压，不是全面的脱钩。遏制有可能导致全面孤立或大范围孤立，而限制只能减少接触的强度，并不能导致孤立。美国希望通过施压和限制，陷中国于困境，压缩中国的战略选项，限制的目的是削弱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和速度。也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新冷战”，美国应该运用“新冷战”战略来对付中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年，美国国会还批准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
显然，“新冷战”意在通过体制机制和人员隔离等方式加强对华限制的力度。总之，美国的限制措施包括：改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通过贸易、科技、军事三个方面全面限制中国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尤其是限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除了对大约一半的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之外，美国还限制各种对华技术出口，试图阻断某些中国公司(如华为集团)购买美国产品，并对中国在美投资设置障碍。阻止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政府各部门的高层交流以及人员交流。
通过限制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绝非仅仅是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摩擦限制或改变中国经济以国企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更 为根本的目标。美国应与各国联合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经济体制。中国长期得益于体制优势，若无外部压力，中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体制。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纯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战略只会减缓中国的发展，不会改变它。美国需要更新和维护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与盟友和伙伴协调合作限制中国行为。美国将外国投资委员会作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美国官方正在不断限制中国进驻美国股市以及中国购买美国社交媒体等行为。美国还试图限制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保护等行为。
总之，针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正试图运用更有效和强硬的方式限制和管束中国，使美国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上风。
无论美国2020年总统竞选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战略限制、削弱、打压的一面都将会得到延续。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有可能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摩擦仍将继续。中国经历过美国对华全面封锁的时代。现在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已经是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问题。从1989年的制裁到1999年的炸馆事件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中国都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同时尽力维护了中美稳定的大局。
对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有应对经验、有战略资源、有更多腾挪空间。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从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坚持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金钥匙，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采取打压战略的时候，继续改革开放更具有战略引领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够破解美国的限制性竞争战略。
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和振兴期，这也是传统大国不惜代价对中国进行围堵的竞争期。当前，中国以谋求、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作为战略设计的主线，在这一主线之下，新型国际关系尤其是新型大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贸易冲突可能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合作大局。
中美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一面。在所谓的临界点出现之后，中国越发展，面临的挑战将会越大。中美冲突不是主观意愿能够改变的，但又不可能听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中美关系对于双方而言都十分重要。对于美国而言，目前在国际体系中真正能影响美国地位和霸权利益的国家，就是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同时，美国明确的对华战略并未完全成形，仍处于酝酿期，不确定性强，也更加复杂，但也更具有可塑性。
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限制竞争战略，中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首先，要强化战略制衡。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自身面临战略重点与战略全局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担心当它确认战略重点之后，又不得不应对其他地区的危机。一旦在一个地区投入过多，则其他地区就会出问题。美国国内对于海外军事行动始终存有分歧，孤立主义思潮正在回升。美国难以形成对华统一战线。中国反而更有可能寻求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市场和资本的制衡作用，全面强化军事、经济、外交、安全等综合制衡力量。只有使用更加有效的制衡和抵押能力，中国才能够抑制、平衡、反限 制美国。在国际层面，大力发展友好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联通，进而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态势。
其次，加速战略转型，从战略上改变对美不对称依赖的状态。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改变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这种不对称局面。由过去的对美高度相互依赖转变为对外开放更加均衡。从战略布局、创新竞争优势等方面构建全新的对外开放布局。针对美国的“脱钩论”要有底线思维，进行战略上的准备。最终实现促使美国由想脱钩到不能脱钩、不敢脱钩，而中国则随时可以保持战略自主性，不为脱钩所控、所惧的局面。
第三，继续展现合作的意愿。中国从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在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中国仍然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保持对美合作的强烈意愿。中美在朝核、伊核、反恐、人道主义援助、预防流行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但从合作的角度看，中美必须化解合作与竞争中的新问题。
当前的冲突表明，中美之间原有的共赢模式出现了问题。中美贸易原本不是你得我失的较量，而是共赢的过程。但同样是共赢，收益分配比 例已经无法同时满足合作双方的期望。这一现象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中美两国需要解决的是共赢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不是放弃共赢。中美之间要找到共赢的新途径、新领域，甚至要创造共赢的新疆域。
中美在寻找和创造战略共识时必须明确，考虑到国际形势面临复杂尖锐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仍然大于彼此之间造成的威胁。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战略稳定依靠的是战略共识。现在，中美需要寻求新的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必须建立在对中美各自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基础上，而不是小的技术性的共识或者说某个领域的共识上。中美如何确认共同威胁，这可能是未来的新课题。当然，也需要做好准备，应对在缺少共同威胁的情况下稳定中美关系的挑战。
第四，以整体战略化解美国的限制性竞争。中国具有整体高效的体制优势，国家能够支配的战略资源丰富，要强化对于国家重大战略资源的整体统筹和调动，将战略资源更快、更高效地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中国而言，在美元体系下的崛起可能面临受制局面；我们要积极防范未来可能到来的金融战，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利用对外合作整体布局，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发挥影响。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战略决定着美国的未来，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转型过渡期的趋势性紧张正在变成现实的较量。中美竞争越来越具有立体感。中美之间的5G之战已经白热化。这个时候，中国尤其需要保持战略冷静和定力，从战略高度全盘布局、精确施策，理性从容应对，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