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鲁赛特 

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研究员

随着贸易形势的不断具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表示极其担忧。如果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的贸易保护政策继续升级，重挫投资信心，那么到2020年世界经济将蒙受近4300亿美元的损失。笔者认为在本文中回顾一些贸易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助于对贸易战做更好的理解和判断。

想要理解贸易战的危害，需要先了解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助比较优势的概念。比较优势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客观存在性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概念。

遵照其原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虚例子来予以解说。这个简单案例聚焦在中美两国及其两种代表性产品：手机和芯片（见表一）。

表一、假设中美每单位生产所需的时间

尽管美国在两项产品的生产效率都高于中国，即拥有绝对优势，但其生产手机的机会成本却要高于中国。美国生产一部手机需要4小时，同等时间可以用来生产4个芯片。中国生产一部手机虽需要5小时，但同样时间内中国却只能生产1个芯片。反之，美国生产一个芯片的机会成本（1/4部手机）要低于中国（1部手机）。因此，中国在手机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芯片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

不发生贸易的情况下，生产1部手机和1个芯片在中国需要10小时，在美国需要5小时。如果两国分别致力于对其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行生产，在10小时内，中国可以生产2部手机，美国生产10个芯片。只要1部手机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介于1（中方的机会成本）到4个芯片（美方的机会成本），那么贸易就会发生。

假设国际市场上，1部手机可以换取2个芯片。同样是10个小时的生产，通过贸易，中国可以获得一部手机和2个芯片，而美国则获得了8个芯片和1部手机。

所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并进行贸易，可以使双方都从中受惠。在比较优势的框架里，发达国家一样需要进口，而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出口。任何国家都在国际贸易中有其一席之地。

理论虽好，但在现实中推行自由贸易并非易事，不但要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更依赖于国际共识。自由贸易意味着本国很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在面对海外竞争的压力面前将难以为继，这些曾经的利益集团会成为巨大的政治阻力。

保护主义政策在二战结束前更是屡见不鲜，关税不过是实现贸易保护的手段之一。例如，十九世纪初，为保护其地主阶级利益，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以限制谷物进口。该法案迫使本国消费者（尤其是不断兴起的工人阶级）为此买单。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曾为此有过激烈的辩论。前者坚信英国应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工业品）发展，进口谷物，从而实现生产效率并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后者则认为低廉的进口价格会降低劳工薪水并减少地主阶级的收益，购买力的下降对工业发展不利。在缺少严格的定量分析的情况下，至今仍很难判断两者的对错。

但随着英国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和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该法案在1846年得以废除。此后，英国的关税税率开始逐年下滑直至20世纪的大萧条时期 (见图一)。由此可见，贸易政策的形成不止停留在理论上的思辨，更是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

图一、1830—2010年法英美三国的平均关税率

剑桥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淮（2014）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中（如英美）曾普遍使用关税来保证其国内产品的价格优势和市场份额。然而，在保护中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如今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自己的市场准入。

图二中，我们看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基本在2%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虽然高于发达国家（约9%），但在过去几十年间呈明显下调趋势。若产业政策处理不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等）不仅工业化进程缓慢，反而呈现出了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因此萌芽产业与战略产业等一系列理论也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给予了一定理论支持。

图二、1988—2016年全部进口加权平均关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走出去智库（CGGT）制图

更重要的是，贸易政策必须要考虑其贸易伙伴的利益诉求和回应策略。单纯从本国利益出发，往往会事与愿违。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促使美国胡佛政府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其目的是减少国内消费外流，保护本国就业。欧洲各国很快予以回应。世界贸易骤降，而各国的高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1934年卢瑟福政府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成为美国关税史上的重要转折，美国关税率自此呈逐年递减趋势，并为二战结束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成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走出去智库（CGGT）微信公号5月31日发布的独家报告（相关链接见文尾延展阅读）中曾经提及，进口大国施行最优关税（本文暂不对该理论细述）可以通过其对世界需求的影响改变贸易条件，从而在理论上实现对本国福利的净盈余并对一些产业起到保护作用。但其本国福利的提升是基于其他国家的出口损失。而贸易小国，由于无法对世界价格施加影响，所以关税会造成其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福利也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某些产业利益团体。

当今贸易战涉及的都非贸易小国，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关税都会对世界价格产生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继续升级，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难免会演变成1930年各国关税林立的景象。

图三的博弈矩阵（囚徒困境）是对当今时局很贴切的描述。如果两国都只考虑自身利益，那么不管对方采取贸易合作还是关税政策，其最优策略都是选择关税。双方形成（关税，关税）的博弈格局，这也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但相比贸易合作，该结果明显不是社会最优均衡。为了使世界经济摆脱受困于次优均衡的命运，一方面要加强双方沟通与协作，另一方面要注重多边机构的发展。

图三  贸易合作与关税的收益矩阵

制图：走出去智库（CGGT）

只有双方跳出本国利益从全局入手，才能采取共赢政策，达到社会最优的均衡。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2018）呼吁中欧坚守多边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中欧的报复性回应从博弈的预测而言却是最优选择。毕竟世贸组织没有贸易“警察”。即使经调查美国被判败诉，在执行层面依旧有很大挑战。在重复博弈的实证研究中，惩罚性回应也的确是阻止对方肆意偏离合作最有效的威慑策略。

既然如此，那么多边机构如何协助解决贸易纠纷呢？我们借用另一著名博弈矩阵（性别之争，见图四）来进行解读。即使贸易会使双方都受益，但两国之间仍会对贸易盈余分配上产生分歧。所以在谈判中，如果双方各持己见，坚持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合作条款，无法达成协议，那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图四、贸易谈判的政策收益矩阵

制图：走出去智库（CGGT）

但怎样才能达到矩阵中的两个均衡(即有效的贸易协议)呢？这时世贸组织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贸易纠纷的判决不仅为国际贸易提供了秩序，也起到了对双方预期管理的作用。无论是决定采取中方有利条款还是美方有利条款，收益多的一方会坚持执行判决结果，而收益少的一方，只要分配不是太悬殊，根据对方的预期而选择合作。谈判无果的话对双方都不利，则又会回到前面的纳什均衡中。所以，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到多边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建设中。

【进一步探讨请见走出去智库（CGGT）后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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